在孔子看来，三代之所以值得追求和效法，在于尧舜文武的先王之道本身是绝对符合道义的政治，或者说是国家统治意义上的绝对正当——王道。

摘要：为了给儒学复兴提供价值基础和理论动力，黄玉顺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并以生活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致力于重构儒家形而上学。黄玉顺的意思是，儒学复兴基本上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真正的儒学研究、理论创新则被忽略、被边缘化了，而儒学研究、理论创新不仅可以克服上述肤浅，而且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推进儒学复兴。

他说：生活生成主体性存在者，谓之‘在生活（being in life），即所谓‘被抛。[60] 在三个层级的境，自如境界为最高境界。因此，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建构。这种视域追问‘主体性何以可能、‘存在者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而这一次社会大转型则是近代以来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基本方向是要建构一个基于民权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

[20] 黄玉顺、杨虎：《儒学与生活——黄玉顺教授访谈录》，杨永明主编：《当代儒学》第八辑，第302页。[21] 黄玉顺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次大转型之中，即，由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这种见解是非常片面的。

虽然未必能期许在后果上六亿神州尽尧舜[31]，但顺着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32]、涂之人可以为禹[33]的性善论思路，儒教应当有一套与人们的日常宗教活动拉近的宗教仪式，拉近和信众的距离，方便人们接受儒家教化。然而，问题在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儒学的积极作用，如何来发挥期待中的作用才是关键。二、儒教之体制化 在笔者与一些学者就儒教体制化问题的交谈中，大多数人的最初反应就是谈论儒教体制化面临的巨大阻力――能够想象到多大，它就有多大。首先是儒教仪式的革新与创制。

既然如此，谈论儒教的体制化，我们不妨就从儒教体制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阻力说起。其次是儒教教义的研究和变革。

儒学一直存在反宗教的人文性传统，并不意味着儒学中就不存在着宗教性品格。儒教问题是近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因为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一样，都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之所在。说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意味着否定儒教是宗教。

可是，在整个社会总体上对儒家文化仍缺乏同情了解的情况下、在根深蒂固的反儒家情绪还未消失的情况下，如果现在有人主张重建体制化的儒教，会有什么样的阻力呢？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应当保持乐观。随着中国呈现出重新崛起的发展势头，近代以来强国保种的救亡压力渐渐释放，人们逐渐以和平的文化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甚至对民族文化逐渐开始恢复自信和抱有更多美好的期待。[13]儒家是一个综合性文化系统，我们最好避免对它做出从本质主义立场出发的一言以蔽之独断性总结或概括。[⑧]《论语·雍也》 [⑨]《中庸》 [⑩]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

[22]张岱年先生在多个场合都说过这些话，例如在孔子研究院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和孔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都曾作如是说。本文的讨论，则将视角从学术史的考察转向当下的现实思考，关注当代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儒教的改新。

儒教研究的课题应当关注现代人生存中的精神焦虑，关注人在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牵涉，关注人生的信念支柱、人的终极关切、人的精神生命质量的提升，总之，儒教在面对外王带来的种种心灵的问题而寻求内圣之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并非什么高深玄远之论，它所强调的是生活的常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⑧]，是现实生活中无法离开的生活常道，所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⑨]，因而它还是散落在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继续破败着。

在寻找各自朝圣路的路途中，外来宗教的社会作用远非昔日西来的佛教可比，它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参与国际政治的角逐，成为一国文化安全方面的重要关注对象。一句话，制度化儒家已经彻底解体。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儒家已成为送进博物馆里的展品。见张广天：《圣人孔子》，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心理最显眼的表现，是表现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但是，情况毕竟在逐渐改变。

不过，既然是学术史的一个问题，就有继续争论的意义和必要。[19]张立文：《关于儒学是学还是教的思考》，见《文史哲》1998年第3期‘儒学是否宗教笔谈。

在儒教体制化问题上，可以想见这种反传统的新文化传统仍是顽强的障碍，但也可以有理由相信，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25]张颂之：《孔子：一个神话学的个案研究――孔子神话研究之一》，《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

无论儒教之教，在教化之教之外，是否同时也是宗教之教[1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元蒙统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侵袭强烈，而中原知识分子则抱着誓死捍卫儒文化的信念。康有为使孔教制度化的努力，只能使孔教继续和国家政治绑在一起，由国家政治来决定其发展命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参考海外的儒教、孔教、德教成果。由于儒教在宋代理学出现以前主要和皇权政治结合在一起，所以和普通民众的关系较为疏远。

[⑥] （《赵氏孤儿》）这个戏是一部元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方接受社会捐赠在校园内竖立孔子铜像，还要顶住个别受某种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士为什么不为马克思竖像？的奇怪发问[20]，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竟然还会受到你们要改变人民大学颜色的政治性质问[21]，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提出要编纂一部专门收集儒家文献的总集《儒藏》，也有一些人出于对儒家的误解或对立心态而一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目前在各地开展起来的青少年颂读传统经典活动，同样也受到许多社会人士和学者的不理解和非议。

说儒教是儒教，并不意味着儒学也是宗教。所以我想这也会是一种趋势。

如果儒教在历史上只是一种带有某种宗教因素的准宗教，或伦理性宗教、人文教或带有宗教品格的入世的人文的精神形态，那么今天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接续康有为时代人们的文化贡献而继续建设和发展儒教的问题。种种赞成与反对，则无疑是儒教获得这一合法身份的学术听证会，是对儒教合法身份的学术审查。

基督教有很强的传教意识，而传统的佛教、道教多抱持一种什么观点呢，就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除非你去找他他才会教你。我们不仅认识到全球文化中宗教文化、宗教经验的多元性，同时也认识到宗教功能、宗教需要的多元性和意义。无论是回避现实的文化矛盾，或者采取一种方便的言说策略，或者借以表达某种理念，都习惯于通过牺牲儒学、抹黑儒学来达成目标。[29]《史记·孔子世家》录晏婴语 [30]《传习录》 [31]语出毛泽东：《七律·送瘟神》。

[23]姜广辉研究员发言录音整理稿，见孔子2000网站相关网页。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和延续，只要宗法等级社会存在一天，它便需要支持和保护这种宗教。

事实上，包括在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心目中，儒家是封建专制的同义语，儒家是中国落后、不发达的总根源。宗教被视为科学的对立面，被人们和愚昧、落后、野蛮、迷信、蒙昧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教的教义把成贤成圣的自我超越和扫酒应对、居家处日的日常伦理结合得很是圆融，在中国历史上承担着国民教化的责任，是过去国民教化的最主要方式。然而，在当代社会如果出现一个作为国教的儒教，出现一种与国家政权合一的国教的儒教，那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其重大的政治举措，实在又是不可思议，为此忧心者似乎是过于多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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